华西骨科第一位女博士的转化研究之路——我与国学巷37号的故事-医联媒体

华西骨科第一位女博士的转化研究之路——我与国学巷37号的故事

2022-06-07 05:30:06

近期，2022年2月自然指数（NatureIndex）排名发布，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位列全球医疗机构第15位、中国医疗机构第1位，这是华西医院在NatureIndex排名中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在这个成绩的背后，是无数华西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本期的“我与国学巷37号的故事”就聚焦华西科研，让我们来看看一名华西科研工作者、华西骨科第一位女博士的转化研究之路！

我叫解慧琪。1991年，我承载着全家族人的梦想，考入了华西医科大学，就读临床医学七年制专业。其实当初填报志愿时，我的想法特别简单，我们整个家族没有出过医生，要是有个医生，至少看病也要方便一些吧。

到了1996年，要选择硕士专业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选择了骨外科——一个传统意义上被认为不适合女生的专业。

1998年硕士毕业，和大多数医学生一样，我选择继续读博。2001年，我顺利毕业，成为了华西临床医学院历史上第一位骨外科女博士。

我非常喜欢骨科复杂而富有挑战性的临床工作，自认为手起刀落之间，很多难题都能迎刃而解，有一种江湖侠客的痛快感。当时的老师们也都觉着我挺有悟性，期待我毕业后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显微外科医生或者骨微创外科医生。

确实，在研究生期间，我也做过一段时间的骨科临床工作，但是不久之后，我便做出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离开临床，全身心投入到组织修复与再生的基础研究领域，直至今日。

从骨科临床到基础研究，这是一个足以改变我人生的重要决定。说到这个决定，就必须要感谢我的恩师，华西医院终身教授——杨志明教授。

杨志明教授

众所周知，杨志明教授是一名非常卓越的骨外科专家，今年是他老人家83岁华诞和从医执教63年。在我心目中，他是一名“非主流”医生，他从来不满足于只当一名外科临床医生，他的想法非常有前瞻性和战略性，他很早就意识到，组织修复是一个亟待探索研究的领域，临床实际需求和应用前景不可估量、大有可为。

我还清晰记得杨老师曾经问过我一个“触及灵魂深处”的问题：

你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临床医生，但是你有没有思考过，即使当一辈子的外科医生，你能做多少台手术，能救到多少病人呢？

他语重心长地说到，一个优秀的临床医生就算医术再精湛，仅靠两只手的操作，终其一生能救治的病人也是十分有限的，而通过科学研究的成果，创造一些新技术、新疗法、新器械，提供给更广大的医生使用，就能为更多的病人解除痛苦，可创造的价值并不亚于甚至超越于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的确，外科治疗切除了患者的病损部位，但其修复和功能重建是很大问题，传统的治疗手段还比较苍白，切了坏的部分，取自己好的组织去修补，是一种“以伤治伤”的模式，类似还有很多的临床难题都需要科学研究去攻关突破。

我被这番话深深震撼到了，感受到了一种胸襟和情怀。于是在杨老师的引领之下，我正式“弃医从研”，走上了这条不寻常的道路。

做决定容易，但是创业的过程是真的艰难。虽然杨老师早在1988年的时候就成立了研究室，但最初成立的修复重建外科研究室并没有真正的“地盘”，我们开始做实验的时候经常是到处“打游击”。

真正属于我们的第一个实验空间是怎么来的呢？1996年，李幼平教授回到华西，创建了移植免疫研究室，研究室建在老病理楼。

在移植免疫研究室上电梯的拐角处，有一个大约6平方米的闲置空间，当时里面堆放了一些杂物，经过医院各方同意后，我们把那个拐角清理出来，进行了简单的隔断，摆上实验台、孵箱等，开始培养细胞。

从买一根小小的吸管开始，到第一次跟着杨老师东奔西走汇报工作，再到第一次申请课题，自己的亲身经历使我对研究工作的艰辛和快乐有了充分的体验，实验室建设和发展的全过程参与更让我对它有了深厚的感情，对临床科研有了更深的认识，从而使我有了更浓厚的兴趣和信心去拓展我的科研之旅。

后来，在医院的支持下，实验室条件也逐渐有了改善，实验室经过了多次搬迁，从没有空间到老病理楼的6平方米，到老外科大楼的60平方米，到信息楼的300平方米，到现在位于高新区科研基地的实验室，实验室面积在增加，我们团队也在不断成长、壮大。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研究主要是聚焦在骨科的骨、肌腱、软骨等修复研究上，到后期，我们拓宽了视野，开始研究其它组织甚至器官的再生修复。

那么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样的研究呢？

可能大家都很清楚，在临床上，组织的损伤或功能障碍发生率较高，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健康。有一些严重的组织损伤是需要手术来修复的，有一些组织损伤（比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烧伤、难治性溃疡等）最好的治疗手段是再生修复。据统计，我国每年需再生医学手段治疗的疾病涉及数亿人，而且逐年呈现上升趋势。

但目前在临床上，大多都是“以伤治伤”——取自己的组织来进行自体修复，有一小部分会使用到组织修复材料，但是有80%以上的组织修复材料都来自于进口，价格非常昂贵，很难惠及于民。

为了让我们中国人用得到、用得起组织修复材料，我们必须去创新、去研究适用于组织修复的产品。

在团队所有人的努力和多年积累之下，我们团队收获颇丰，获得了一系列专利授权（申请发明专利50余项，3项PCT专利，30余项专利授权）。在医院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有很多专利都得到了很好的转化，在临床得到了应用。

“转化”这两个字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转化的道路却是道阻且长、荆棘密布。

在实验室开展的基础研究和动物实验，都只是转化的最上游，若是要最终应用到临床、应用到患者身上，还有很多个关键步骤，包括深入的基础研究，安全性有效性验证、GMP生产基地建设、建立质控体系、产品技术要求、型检、临床试验申请、多中心临床试验、技术审评、反复发补、最终才有机会获得产品注册证。

肌腱修复产品

说到这，就必须要介绍目前国内唯一CFDA批准的肌腱修复产品——拜欧腱的诞生过程。

早在1986年，杨老师就带着学生们开始做肌腱修复材料的基础研究，2005年，我们和企业合作进行工艺研究和质量体系研究，2007年进入临床研究阶段，对肌腱缺损移植修复的安全性与有效性进行评价，在多家医院进行多中心验证，整个临床研究过程持续了6年之久，2013年9月获得了临床试验报告。

最终在2016年，我们的产品正式获批上市投入临床使用，从1986年到2016年，这个产品的研究、转化用了近30年的时间！

很庆幸，我们一路坚持了下来！

脱细胞生物羊膜产品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成功转化的脱细胞生物羊膜产品——赛尔肤，它很能直观呈现我们组织修复材料的优势。

上图是我们在临床上很常见的糖尿病足溃疡，病人在院外用了很多治疗手段，包括昂贵的生长因子，最终溃烂的足部都没办法愈合。到了华西，我们首先进行彻底清创，然后贴上脱细胞生物羊膜，随后进行常规换药，大约一个月之后，创面可以得到良好愈合。

还有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例子，我妈妈在做饭切菜的时候，不小心把手切伤，伤的很严重、创口很大，连肌腱都露出来了。

在家里简单止血包扎之后送到了急诊，医生建议住院植皮——从大腿上取一块皮植在手上。因为如果不植皮，手上就会有瘢痕，影响功能。

听到要住院还要手术，我妈妈非常害怕，她问我，你不是在研究什么生物膜吗，能不能试一试效果？于是我就在家“非法行医”给她治疗，清创后贴上羊膜，一周以后创面就基本愈合了，现在完全看不出曾经受过伤。

这种感觉简直太棒了，比我发表10篇SCI论文都值得激动、骄傲！

我虽然没有成为一名临床医生，但是我的工作也可以让我的亲人受益，让更多病人受益，这不就是我学医的初心吗？

我们还成功转化了骨修复材料——拜欧金，它是首个脱细胞去抗原并具有突出骨修复活性的产品，这个产品已经在全国2000多家医院投入临床使用，有数百万患者因此受益，我想，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做到给100万个病人做手术吧！

目前，我们成功转化并获批三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共有5项，除上面提到的三个外，还有生物疝修补片（瑞拜善），以及去年底刚获批的用于口腔引导组织再生的可吸收生物膜（瑞拜欧）。

通过多年积累，我们在关键技术上取得了一系列突破，研发更多组织修复产品应用于临床的愿景正在一步步实现，除了5个国家三类医疗器械产品获得注册证书外，目前还有4个产品正在进行临床试验。如，尿道修补片是我们正在紧密推进做临床研究的产品，主要用于小儿尿道下裂的修补，国外有家公司也正在做类似产品的临床研究，我们要跟他们比速度，谁的速度快，谁就是国际上首个尿道修复产品。还有硬脑（脊）膜修补片、阴道修补片、消化道黏膜修复补片，等等。

希望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可以上市，让更多的患者受益。

我特别喜欢这张图片，杨老师经常鼓励我们临床医生要“一手拿刀一手拿枪”，既要拿刀做手术，也要会拿加样枪做科研。

在华西医院这个国家级大平台，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们应该有更高的境界追求、更大的使命担当，我们要善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基于问题创新性开展研究，研究成果最终目标则是服务于临床，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

事实上，除了骨科之外，我们和很多科室都有着紧密合作，已经建立起了“基础-临床-转化”紧密结合的研究团队，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是根据不同组织的修复特点和临床需求，研制出使用方便、适应损伤组织特点和功能要求、再生修复能力强的生物材料。

做科学研究也许是一场苦旅，我记不清有多少次的新年钟声是在实验室里听到的，也记不清楚在研究过程中遭遇过多少挫败，但是只要想到我们研发的产品能给患者、能给亲人带来的安慰和希望，我便有继续大步向前的勇气和动力。

在华西这个大家庭，

我们走在一起，这是缘分，

我们在一起走，这是幸福。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让我们继续一手拿刀一手拿“枪”，

做有意义的临床科研！

亲爱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