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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总理

也曾有过拍案而起的经历

究竟是为何事呢？

第一次拍案而起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在血的教训中，中国共产党人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

1927年7月27日早晨，一个提着黑色提包、穿着合体西装的外地人敲开了花园角2号朱德的家门，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刚一见面，负责领导武装起义工作的周恩来便告诉朱德：贺龙、叶挺的部队已陆续从九江开赴南昌，准备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

7月27日这天，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大旅社的喜庆礼堂正式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并决定于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

7月2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名义从九江连发两份急电，要求等他到南昌后再做是否起义的决定。

起义面临“流产”的危险，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忍无可忍，拍案而起。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力：周恩来非常生气，他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拍桌子。他对张国焘说：“国际代表和中央派我来是主持这个运动，你现在这样，我只能回去了。”

7月31日上午，会议继续召开，最终决定于8月1日凌晨举行南昌起义。

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军队在南昌城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第二次拍案而起

1933年9月，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李德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令红军同敌我力量悬殊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遭遇了一次次惨败。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月10日至17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八万六千余人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中央军委纵队因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尚未过江即遭到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夹击。

军史专家王晓建：他们渡过湘江时，军委纵队到了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距渡河点只有八十多公里。此时如果抛下辎重轻装疾进，军委纵队本可以迅速渡过湘江让南北两翼压力骤减。但是拖着坛坛罐罐的红军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

为赢取宝贵的渡江时间，湘江两岸的红军全线与国民党军进行殊死决战。12月1日傍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主力大部终于渡过湘江。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成为红军历史上不堪回首的一页。李德的指挥引起越来越多的不满。

1934年12月13日，中央红军兵分两路向黎平进军，突破黔军防线，于15日攻占黎平县城和老锦屏。

此时的红军虽然对进军路线做了调整，暂时甩开了国民党追兵，但关于红军前进方向的争论并没有结论。一些人仍然坚持北上、到湘西去的错误观点。

在这样的形势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博古等人出席会议，李德因患疟疾发高烧未能参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集中讨论了中央红军进军的战略方向问题。

图：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毛泽东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坚决主张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道黔北，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黎平会议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会后，周恩来把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因病没有参会的李德。李德看到这份完全异于自己主张的会议决定后非常生气，和周恩来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但是会议决议已经形成，大为恼火的李德已无法改变黎平会议确定的新路线。

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两人当时用英语对话，“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

周恩来这次拍案而起的举动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曾在会议上说，“总理那次拍了桌子，一下子就把局面扭转过来了”。

中共党史专家邵维正：黎平会议是血战湘江之后一个关键性的决策会议，因为它不仅决定了红军是北上还是西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军事指挥制度上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随着从黎平往西北一路上的不断争论，将领导权交由具有远见卓识、深刻理解中国革命实际的毛泽东，逐渐成为全党全军的共同要求。

红军在黎平迎来了黎明，揭开了伟大历史转折的序章。

终审：朱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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