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 三级甲等 公立医院

近日，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健康四川—大美医者”评选宣传活动初评结束，共评选出32名候选人，其中就有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华西第四医院张建新教授和张晓晴教授。

从事公共卫生事业近四十年，他为各级政府提供50多项重大公共卫生决策咨询，很多建议得到肯定性批示，并被采纳和转化为政府的惠民工程。他认为，推动公共卫生政策出台，是公卫人一项重要的使命。

走遍四川21个市（州），为数百万群众提供健康服务。他坚信，公共卫生服务就是要把研究成果、健康知识传递给群众；

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决策咨询、社会服务，在公共卫生服务的道路上，他坚毅前行，执着而快乐。他说，“这是我非常愿意做的工作”。

他就是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张建新。

从一棵树到一片森林的守护

“临床医学治疗疾病，如同面对森林里的一棵棵树，哪棵生病了，就去治哪棵。公共卫生面对的则是一群人，保护的是一大片森林。”

这是“中国公共卫生之父”——陈志潜曾对学生说过的话。

作为陈志潜的弟子，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张建新也常常告诉学生：临床医生治病，要给患者做检查，公卫人则要给社会群体“做检查”；临床通过药物、手术治疗，而公卫需要依靠政策。

从事公共卫生事业40余年，张建新坚持走出课堂，去往一片片需要被守护的森林......

铭记教诲

他坚定走上“公卫之路”

在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教学楼前，默默伫立着一位身穿旧式长袍、戴黑框眼镜的学者铜像，他双目炯炯有神，似乎在激励着学生投身到公共卫生事业中去。

在每个有课的清晨，张建新路过这里，都会向铜像投去敬意的目光，他是“中国公共卫生之父”陈志潜，也是改变张建新职业道路的恩师。

1977年，张建新考入四川医学院，成为卫生系的一名学生。

“当时只是想学医，但不知道卫生系到底是做什么的。”就这样，张建新稀里糊涂地踏上了公共卫生之路。本科毕业后，他打算考研，学习临床医学。但陈志潜先生招生的消息让他不禁“心动”。

“陈老先生在我国公共卫生领域有着很高的声望，他一生只带了5个学生，我是其中之一。”张建新说。

陈志潜一生致力于农村公卫事业，研究生期间，张建新常常跟着老师一起到农村调研。

在一次调研中，陈志潜遇到一名麻风病患者：因害怕传染给别人，长期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经过详细的检查，陈志潜断定，这名患者得的不是麻风病，而是“牛皮癣”，即银屑病。

听到这个结果，患者根本不敢相信：他的妻子、儿女都是因为他得了麻风病而离开了他。陈志潜向他保证，他的病没有传染性，也可以治疗。听了陈志潜的话后，他高兴得跳了起来，随后又跪在地上哭泣。

“周围的老乡都非常感动，认为陈老师救了一个人，这不是从身体上救了一个人，而从社会上救了这个人。”这件事深深触动了张建新，也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了公共工作的意义，他下定决心走上这条充满艰辛但无怨无悔的道路。

惠及民生

他的多项决策建议得到采纳实施

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张建新选择留校任教，但他的工作远远不止教学授课这么简单。而是包含了研究、决策咨询、教学和社会服务这四部分。

“研究公共卫生面临的问题，向各级政府提出相关的决策咨询建议；科学研究和公共卫生决策咨询的内容、成果、经历和经验，可以作为丰富的教学素材；在科学研究、决策咨询和教学有一定的积累后，就应该走向社区、农村、机关、学校等提供社会服务。”张建新说，公卫服务就是要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掌握的知识向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传递，来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素养。

1994年开始，张建新任华西公卫学院儿童少年卫生学教研室主任，他经常到四川各中小学开展健康促进工作。

有一次，在一所中学做学生性病防治工作时，校长求助张建新，说学校有一个女孩怀孕了，但家长和学校都问不出原因。通过耐心询问，张建新了解到，这名女孩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性行为，但是她并不知道所发生的行为是性行为，也不知道性行为与怀孕有关。

这让张建新很痛心，回到学校后，他立马申请当时卫生部的科研项目，在农村中学校里开展性健康教育及艾滋病教育。

“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青少年卫生分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学校卫生指导专家、教育部学生艾滋病防控专家组成员……”在守护青少年儿童健康的道路上，张建新拥有越来越多的身份。

2015年，张建新带领研究生对高校学生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做调查研究，结果让他很忧心：大学生虽具有比较丰富的艾滋病防治知识，但感染艾滋病风险却很高。于是，张建新围绕“提高大学生防艾知识、降低感染风险，掌握预防艾技能”等方面写了一份研究报告，并在一个学术大会上做了大会发言。会后，北京青爱基金会的理事长找到张建新，表示他们正在为国家撰写一份关于加强学生性教育的决策建议，希望将他的研究报告成果纳入其中。于是，张建新的报告被整合到这份决策建议中，并得到了李克强总理和刘延东副总理的肯定性批示。根据批示，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专门召开了高校艾滋病防控的专题会议，张建新受邀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进行了发言，从此打开了全国高校艾滋病防治的新局面。

后来，他还带领团队通过数年探索，开发出针对高校学生的“六位一体艾滋病防控模式”，被教育和卫生部门推广应用到四川省49所高和省外59所高校，数百万学生受益。

“落实学生艾滋病疫情通报的建议”“重视胎停育的防治”“重视儿童六龄牙保护”，多年以来，张建新提出的50多项决策建议，很多建议得到肯定性批示，并被采纳和转化为政府的惠民工程。

“公共卫生政策非常重要，是促进人民群众健康的根本措施。我的一些公共卫生决策咨询，能使人民群众的健康多一份保障，作为一名公共卫生人，我感到非常欣慰。”张建新说。

冲锋陷阵

他总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当时的张建新正在外地参加会议。了解地震灾情后，他意识到，卫生防疫和心理服务将成为大地震后医疗救助的重点。于是连夜赶回成都，次日便带领研究生、志愿者先后前往都江堰市、彭州市等多个重灾区，参加卫生防疫对灾民聚居点进行现场调查。

“灾难发生，公卫人有责任和义务为政府与公众提供及时、准确、客观、可读的信息，但不能无选择地、随意地、无目的地提供过度专业化的信息，一定要本着公众安全和健康的目的。”对于自身的职责使命，张建新从不含糊。

到达现场后，张建新发现，面对大量的人员、牲畜尸体、污物泄漏以及媒介生物的繁殖等，消杀灭工作不仅可以有效地消灭媒介生物和病原微生物，同时还可以向公众传达和建立疾病预防的意识和安抚灾区群众。但一旦出现过度化、泛化、近视化和不计后果的现象，消杀灭工作又将模糊公众对灾区与疫区的区别与判断，甚至误以为灾区等同于疫区，反而导致了影响更深远、结果更严重、解决更困难的公共卫生问题。

如何权衡消杀灭的利弊？如何在两难中找到平衡点？张建新提出“科学开展地震灾区消杀灭工作”的建议，得到了四川省农业厅和省环保局的高度重视，得到迅速办理。

同时，他提出的关于“不当心理干预可能导致二次伤害”的建议，也被《人民政协报》选登，被市政协《社情民意》采用。

张建新患有膝关节退行性病变，行走非常不便。他冒着余震不断、山体滑坡的危险，拄着拐杖跋山涉水，带领学生和志愿者深入到灾区乡村，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有一次坚持工作了48小时。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张建新又再一次拄着拐杖，投入“战斗”中：多次参加疫情防控专题会议，并在会上提出积极建议；针对学生、工人、社区居民和农村居民对疫情防控的健康科普需求，指导成都市疾控中心起草了十多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健康科普材料；深入到成都学校、农村、社区，为当地群众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健康科普和心理疏导工作……

在公共卫生服务道路上走了近40年，他痛并快乐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非常愿意做这样的工作。”